1998年5月15日的《南方周末》上发表了署名丁东的文章《难以澄清的谜团》，拜读之后，不由得想谈点看法，就教于丁东先生。
丁东先生文章的用意很明确：据他听冯家?先生夫人给他“念叨起冯先生活着的时候，写过一篇研究李白身世的论文，后来，院长要看，派人取走之后，却署上自己的大名发表了。”丁东先生在自己拿不到任何证据，院长作古，死无对证的情况下，还要让读者相信就是“这么干”的，起码也给你制造一个“难以澄清的谜团”吧！
“冯先生活着的时候”是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研究员，他的“院长”当然是郭沫若了。如果此事确有“证据”在手，那不是一般的剽窃行为，而是不折不扣的掠夺！对一向被人敬仰的郭老确实不算一件小事。丁东先生当然懂得此事的份量，因此在听到冯老太太生气地连声“骗子，骗子！”之后，紧着追回“家里还有底稿么？她说，没有。我又问：还记得文章的题目么？她说，不记得。”丁东先生却能据此得出：“对丈夫的专业并不在行，况且今年已经87岁，记忆力也不行了。我相信她说的事不是空穴来风”的结论。（顺便说一下，根据上下文来看，丁先生显然是把“空穴来风”用反了。）如此行文未免有些霸道。事到如今，我倒是赞成丁东朋友说的话：“把那位院长的全集找来，看看哪篇文章属于冯先生多年研究的领域，不就清楚了么？”但丁东却说“弄清楚了又有什么用？最多不过是间接证据。”“间接证据”的含义是什么？难道怕找到不利于自己的“间接证据”吗？不想弄清楚就是要听任丁东先生捕风捉影定人之罪，让死者永远背着“骗子”的恶名！
我是1961年夏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，和冯家?先生一个研究室，我也学习研究西北民族史。因和冯先生都是山西老乡，更增加了几分亲近。冯先生一生治学做人有口皆碑，是一位从不会算计别人，专心做学问的书呆子，早有“文呆公”之称。据我所知及询之他的助手和多年朝夕相处共事研究的同事们，都不知道他研究或写过“李白身世的论文”。我手边有1987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的《冯家?论著辑粹》，其中有冯夫人张秀龄写的《冯家?传略》和夏鼐先生介绍冯先生生平研究的跋文，都找不出一点冯先生研究“李白身世”的蛛丝马迹来。据了解，大约在1969年秋，民族所的人员几乎全部下了“干校”时，冯先生是特许留在北京，参加继续编制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（即《杨图》）的工作者之一。那时，郭沫若院长派人到民族所向地图组的专家们征询新疆古地名“碎叶”的准确位置和“条支都督府”的方位两个问题。冯家?是地图组的主持人，即向来人谈了自己的看法。当时派到民族所来的人是容易找到的。据笔者向有关人士了解，郭老与冯家?并不熟悉，也从无交往，这次到民族所是否和丁东先生文中所说的是一回事呢？因为丁文中没有讲清楚：院长何时、怎样会知道冯先生写了“一篇研究李白身世的论文”？何时何地派何人取走的？“署上自己的大名”发表在何年何月何日，何种报纸或刊物上？这应当是有据可查的。
封建时代用“莫须有”的罪名枉杀忠良，我们刚刚经历的那场“大革命”中，用“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”的诡辩术不知坑害过多少无辜善良。而在“以法治国”的今天，丁东先生借听到别人一言即陷人以罪，却连证据也不愿去查实一下，就煞有介事地制造什么“难以澄清的谜团”。我想，所谓“谜团”是可以澄清，也应予澄清的。否则，郭、冯二老地下有知，也都不会安宁。
